在刚刚经历了青海玉树地震劫难后的2010年5月12日，又迎来了国家第二个“防灾减灾日”。作为一种思考，我以为，国家应结合玉树地震的灾例，从文化与精神层面透视中国安全文化教育的缺陷，探讨有效的借“国家日”推进全民安全自护养成文化教育的途径。

　　问题一：普及安全文化提高公众辨别力

　　2010年4月，冰岛火山喷发可能招致强酸雨的恐慌刚消散，不少城市又盛起强震谣言，面对公众恐慌及混乱，作为各级管理者及防灾减灾应急科技工作者绝不该一笑了之，更不该简单责怪公众缺少理性，而必须认真反思：谣言何以盛传？各级政府若不能及时地在普及防灾减灾预防安全文化上下功夫，而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辟谣、防止传谣上，是不会真正有效的。

　　事实上，无论中外的相关研究都表明，对重大自然现象如地震、洪旱、极端天气等灾难，人类不可精确预测，甚至不能事先预报，这会助长公众的无助感及失望感，再加上设防教育不充分，人们倾向于“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从众心态，造成了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谣传事件。对此，日本、美国都有针对自身一旦发生“灭顶巨灾”的科学对策及国民警世录，发布国家级灾害分析报告及国家声明，相比较我国至今尚未有任何的权威机构去系统解释并澄清各类灾变谣言问题，从而极为不利于提高公众的辨别力。问题二：国际化视野的国民安全文化建设防灾减灾是在解决自然与社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矛盾冲突，灾害救助与管理的协调能力诸要素的管理行为，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将造成社会重大的损失，所以在拟制各种灾种的应急预案、组建应急救援队伍时，不能放松对于制度文化的建设。

　　现代安全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它包括人们对灾害认知、防御能力、受灾时心理、行为的反映，国家与社会建立的应对策略及救灾能力，灾后恢复与重建规划及传播等内容。

　　作为一种归纳，十多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1999年7月的第二次“世界减灾大会”上强调“人类必须从反应文化转变为预防文化”。灾害的反应文化与预防文化同属社会危机文化范畴，反应文化有被动色彩，而预防文化更强调主动精神与综合能力建设，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反应文化重在国家的“官防”、“专防”、“技防”，是政府层面的组织化部分；而预防文化则更多的表现为“民防”和公众的“自防”，它主要衡量公众个体、社区、医院、学校群体的防灾共识及素质能力建设水平，从此种层面讲，一个社会的安全文化离不开预防文化与反应文化的共同构建。要承认的是，我国公众“民防”、“自防”的预防文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要尽快走出“无知、无为、无能”的落后局面。

　　问题三：国际化视野下的媒体应对文化

　　现代媒体应在深刻理解城市危机的本质、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媒体危机传播的科学模式，做到理性传播且控制谣言的蔓延。辩证地看，危机传言引发的公众集体上街“等灾害”的事件也具有一定的正面效应。媒体可将公众群体“上街”事件视为一次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的“灾难应急演练”，学会“化害为利”、“转危为机”。此外，大量事件说明，信息渠道不通或信息不实，沟通缺乏针对性等都会给应急管理带来麻烦。由于互联网已越来越成为应急信息的必要通道，媒体更应合理使用、发布，建立起公众信任。

　　理性的国民危机意识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基础。许多国家不仅注重强化公共管理者的危机管理意识，而且不惜花费巨资通过媒体与传播强化国民经常性的危机意识教育和培养。日本将媒体视为“政府应对危机的最好朋友”。早在1961年制定的《灾害对策基本法》中就明确规定日本NHK电视台属于国家指定的防灾公共机构，从法律上确立了公共电视台在国家防灾体制中的地位。

　　可见有效的媒体危机文化模式旨在通过传播提升公众安全素养，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使之成为社会舆情的“晴雨表”；现代媒体的防灾减灾宣传要有科学理性及必要深度；媒体要主动探寻各类危机预警报道事宜，使灾害议题的设置不都是发生事件后才开始，而要抓住某些灾种潜在的隐患和危机状态，予以提前的预警报道，这已成为国际化视野下的新报道机制。

　　问题四：对国民安全文化教育的建言

　　面对不断突来的自然灾害，笔者认为要重点克服认识上的“误区”：事故灾难的发生概率低，有侥幸心理；做了预防就不要应急了，有备未必无患，无备必有大患。政府轻安全文化教育，重事后应对；学校重理论灌输，而轻逃生、自救互救的演练等等。据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言：

　　其一，呼吁国家应编制国家级“国民安全文化危机教育十二五规划”。其要义在于它要在全民中倡导大安全观及综合减灾意识；普及“灾情”也是国情、市情的危机与忧患意识；要借鉴国外重大灾例的国家报告模式，有章可循地确定我国对于重大“灾事”的事后报告制度。在全民性及全社会性层面上使公众危机意识及应急能力得到真正提高，使每年一度的“防灾减灾日”真正有实效。

　　其二，有重点、有步骤、有目标地推进全民安全文化教育。如每年的“中小学安全日”、国家“防灾减灾日”、联合国“国际减灾日”等重要机遇都要有计划、有设计地开展鲜明特色的活动，同时要有目标地推进安全文化的建设。如灾害保险，据统计，在汶川、玉树地震中真正投保的公众不及1%%，从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国民防灾保险意识差。从法律缺陷上看，我国的《保险法》及《突发事件应对法》等均没有对巨灾保险的规定。现在中国对巨灾保险基本上由政府承担，可政府真正转移巨灾风险的能力有限，势必动摇国家财力的平衡。发达国家通过高税收方式把巨灾对政府投资项目的风险分散给每个纳税人，但对于发展中国家，高税收无疑会超越公众的支付能力，这需要通过国家综合减灾对策及国民教育来逐步完善，避免灾害保险处于停滞状态。

　　其三，呼吁弱势群体如中小学生及托幼儿童的安全自护教育。国外校园安全旨在将安全文化教育渗透到校园活动甚至游戏之中，同时格外关注灾情后的生理与心理需要的情感安全。在这方面尤其建议媒体界给予特别关注和投入，不仅广播、影视、报刊要为公众安全文化教育辟出栏目及版面定时宣传，同时也要鼓励各种文艺形式的灾难解读。这些内容不仅应属于校园的，更该属于全社会的安全文化颂歌。

　　在汶川大地震两周年，唐山大地震即将三十四周年前夕，愿安全文化能成为全国民警醒的催化剂。如果说，大灾难催生了安全减灾建设的文化视角，那作为一代城市防灾减灾科技工作者，我想说，面对喜怒无常的大自然，建筑师及工程师，一切文化学者都该有一种担当责任及反思精神，都该用自己扎实的努力化作华夏民族属于国际化视野下的创伤记忆，并以普及安全文化的行动献给中国第二个“防灾减灾日”的国家活动。金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