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文化(safety culture)和安全气氛(safety climate)安全研究中两个常见的术语。辨析这两个概念的异同是许多研究者探讨的问题。尽管这两个概念都是指组织中的社会因素，但二者还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首先，从时间上来说，1980 年 Zohar 首次在研究中使用安全气氛的概念，并把安全气氛定义为组织内员工共享的对于具有风险的工作环境的认知。1986 年，Chernobyl 核电站事故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安全咨询组认为是核电站内长期存在的不良安全文化导致事故发生。之后，安全文化这一术语逐渐滥觞于各种安全管理研究与事故调查报告中。

　　其次，从组织气氛与组织文化的区别来看安全气氛与安全文化的区别。如 Ekvall 把组织中的社会系统分成组织文化、社会结构、组织气氛、工作关系等四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部分[4]。而 Schein则从层次的角度对组织文化进行解释，即：基本意会(basic assumption)，价值观(espoused values)，人工产物(artifacts)。相较于组织气氛，组织文化代表更为广泛，表现形式更为多样，“气氛是那些文化意会的反映与表现”。而具体到组织的安全气氛与安全文化，大多研究者认为安全气氛是用于描述员工关于安全与风险的认知、态度和信念等的集合体，通常用问卷的形式测量，给出当前安全状态的一个“快照”(snapshot);而安全文化则是更复杂更持久的特质，反映了人们的基本价值观、规范以及基本意会，与社会文化密切相连。

　　最后，安全气氛反映了人们对文化的功能主义看法，认为存在一种理想的状态，组织可以对其进行干预来服务于组织目的;而安全文化则更多地预示文化的解释学倾向，认为安全文化是组织涌现出来的一种复杂现象，是组织成员的行为参照系。

　　尽管在理论上人们从多角度对安全气氛与安全文化进行了区分，但在实际研究中，这两个概念又经常交叉使用，而概念本身则只反映了研究者个人对概念的偏好，在两个不同的概念框架下进行着相同内容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