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的理论起源与发展
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的理论起源与发展随着管理科学的组织文化和氛围的理论演化而不断完善,并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尽管二者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具有相似性,但是研究的结果却存在显著差异:安全文化更多地反映了组织和员工的安全特性,而安全氛围则反映了企业即时的安全状态,并较好地体现了受评个体的当时心情;安全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个体稳定的、潜在的安全信仰和个性,而氛围则相对受心情、环境等因素干扰,具有一定的波动;此外,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作为组织的一部分,二者具有一定的联系并在理论发展上存在一定的区别,因此必须从整体出发去研究他们。
2. 1 组织文化与安全文化理论关联
文化理念首先起源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社会和行为心理学,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逐渐演化成为组织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学的重要研究分支。1979 年,Pet tigrew 在《管理科学季刊》所发表的“组织文化研究 (On studying organizational cul2tures)”一文中率先提出组织文化观念; 随后,Pondy、 Mit roff 等在《组织行为研究(Research in Or2ganizational Behavior)》杂志上的文献“跨越组织的开放系统模式(Beyond open system models of organi2zation)”中认为组织开放系统模式属于控制系统的思维,其核心在于追求单一同质的组织环境,无法对高复杂与高变异的环境做出反应,因而难以探索组织的动态内涵,为了跨越组织开放系统模式,进入组织动态研究场域,必须开创崭新的文化模式研究语言,作为组织研究的切入点,该观点正式标志着文化模式(cultural model)的科学探索和研究在组织管理界孕育而生[10];随着众多学者对企业文化、特别是八十年代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与文化进行研究,有关文化理论和实践效果得以丰富与充实,综合起来组织文化主要包括以下的内容:人们进行相互作用时所被观察到的行为准则、群体规范(如霍桑实验中所揭示的工作群体的规范) 、主导性价值观、体现的哲学及意识形态、游戏规则、组织氛围、牢固树立的技巧、思维习惯和语言心智模式、共享认知、一致性符号等。
组织文化研究的兴起,为安全文化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自国际核安全咨询组 ( IN2SAG)提出安全文化的概念以来,各国安全界借助于组织文化的理论对不同的行业内安全文化开展调查工作,采用问卷、咨询、观察等手段对企业的安全管理状态予以测评,有效地降低了事故发生率,提高和改进了传统的安全管理模式;各类研究文献不断地见于报道,并对安全文化的维度和测评指标等方面展开积极讨论。在组织文化研究文献基础上,Rea2son (1998)认为安全文化由 5 大亚文化组成,知识文化、报告文化、公正文化、柔性文化与可学习文化[11]。上述五大文化同 Weick (1987)的高安全企业文化标准是一致的,即大多数安全文化的定义与内容都包括安全信仰、价值观念、态度等因素 同时也包含取决于个人信仰、价值观和态度所决定的人的行为(安全或不安全),而企业安全信仰和安全状态也正是源于此;此外,文化也体现了社会标准,积极的社会标准有助于员工的习惯和行为的安全性,对于某一具体问题来说,识别和理解安全标准相对理解企业的安全文化而言,更是一种容易的管理方法。英国健康安全委员会在经过大量的研究调查后,最终确定并在本国范围内,作为参考依据予以推广的安全文化测评工具文献中认为,影响安全文化的五大因素为:领导力(健康安全预算、安全交流机会、健康安全培训、个人支持、专业能力),双向交流(纵向沟通、自我安全报告、横向交流),员工参与程度(责任、有效培训、专业建议、决策反馈),可学习文化(互动式学习、信息共享、氛围建设与自查),安全责任与态度(开放的安全文化、公正的事故处理、关心员工、自由反馈事件而不用担心惩罚、增强自信)等[12]。
2. 2 组织氛围与安全氛围理论关联
就组织氛围理论而言,其涵义主要针对内部环境的综合心理或认知程度,是员工对企业组织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管理状况、物质待遇、发展前景以及个人在组织中的地位、作用和前途的反映,体现了职工对本组织形象的普遍性态度及相应的情感反应。一般来说,组织氛围的测评维度常包括以下几个要素,即:结构、责任、奖励、风险、关怀、支持、标准、认知、冲突、价值观念、承诺、满意程度等。其中,管理监督、系统结构、风险等是最主要的测评指标。
安全氛围相关理论来源于组织氛围的理论基础并随时代发展而有所不同。自 1980 年祖哈首次提出以来,无论是在理论定义、还是在内涵拓展或者是经验应用等方面,都已经取得广泛细致的研究成果:加拿大 Dedobbeleer和Beland (1991) 、法国 Niskanen(1994) 和美国 Hofmann、 Stetzer (1996)在分别对建筑、道路和化工行业进行数据收集的基础上提出双维度模型,认为管理层的态度、关怀、安全价值、有效参与实施和员工的风险识别能力、安全信仰、需求等是构成企业安全氛围的主要影响因子,并把安全氛围认作为企业组织内的即时属性;英国的 Donald、Canter (1994)和 Cheyne 等(1998)在对化工、制造业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三维度氛围测评模型,即人的认知(自我、工友、监管、经理、安全) 、态度或行为(了解程度、满意程度、执行) 、活动(积极、消极)是企业 安 全 氛 围 构 成 的 主 要 因 素; 澳 大 利 亚Williamson等(1997)在制造企业的研究报告中认为动机、积极的安全实施、风险判断、宿命论以及员工自我事故上报构成了安全氛围的潜在 5 维度结构;英国 Cox等(1998)在文献中认为管理活动、安全培训质量、个人安全活动、员工对企业组织安全承诺的评估是影响企业安全氛围的主要因素,认为安全氛围可以作为测评企业安全文化即时状态的工具,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员工和组织对企业在特定时刻特点地点的安全状态;英国 Mearns 和美国 Thompson等分别于 1998 在对海洋石油开采和航空制造业的调查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安全氛围的测评因素主要由交流、行为、风险识别能力、态度和管理支持力度等五大维度组成,而通过安全知识构成和安全决策的测评可以间接反映出企业的安全氛围状态,从而直接影响员工对安全管理制度的遵从和参与;相应的研究文献中就安全氛围提出的理论和经验应用模型较多,氛围影响因素类别从 2 演变到 16 维度,但是,常见的、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给予测评企业以安全“快照”并准确反映实际安全状况的氛围组成因素主要由以上几类构成。因此, Coyleet ( 1995 ) 和Williamson (1997)认为:安全氛围能够描述企业安全状况,也是研究企业组织氛围的最好方法,安全氛围某中意义上代表的是企业的道德规范和企业组织文化的重要属性
2. 3 安全文化与安全氛围理论比较
安全文化是企业组织内部所有层次员工的共同的、持久的价值观和对安全的重视态度,也体现为个人和群体对安全责任心、行为和安全交流等方面的关注程度,是安全价值观指导下,在对事故经验教训学习基础上所采取的主动学习的、可改变的个人或组织的适应性行为。通常,安全文化研究主要定位在群体或更高层次水平,常包括群体或组织内部可共享的价值观念、企业组织问题等,与管理监督系统密切相关;该研究强调组织内不同层次的成员对企业的贡献以及对企业员工的工作行为产生的影响,并通过偶然事故反映出企业管理系统和安全实践的关系;相对来说,安全文化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延续性等特点。安全氛围是一心理表象,主要体现为某一特定时刻内对企业安全状态的认知。安全氛围与企业环境状态因素等复杂性问题密切相关,是安全文化的即时“快照”,相对来说具有易变性、时差性;安全氛围也是对安全文化即时状态测评的具体方法,该方法能够反映企业组织内部不同员工的安全认知,是对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企业安全状态的具体反映,该状态可以随着当前环境特征和其他影响因素变化而变化[14]。
根据安全文化与氛围的文献研究,笔者认为:当前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的理论研究与发展并不同步,相比较而言,有关文化的定义和理论开展的研究较多,并常借助于观察、谈话、案例分析等,对企业的安全生产、绩效和员工的满意程度等进行定性测评;相反的,对于安全氛围研究则主要是关注于经验实施而不是理论的发展,通常采用定量方法如问卷等对目标企业的即时安全状态加以测评与分析;我国当前研究领域重点关注安全文化的建设与实施,国外则注重于安全氛围在企业中的测评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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