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1986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意外(Chernobyl disaster)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安全咨询组在一份事故报告(NO.75-INSAG-1)当中,认为是核电站内长期存在的不良安全文化而导致错误与违反操作程序,最终造成意外事故的发生,并被视为安全文化不良的直接证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后续的调查报告(NO.75-INSAG-4,1991)提出对安全文化的定义与阐释:“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特性和态度的总和,它建立一种超出一切之上的观念,即核电厂的安全问题由于它的重要性要保证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之后,安全文化这一术语逐渐滥觞于各种安全管理研究与事故调查报告中[1-2]。
国内外不同学者对安全文化赋予不同的定义,造成了研究者之间沟通的麻烦与困难,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安全文化理论研究的多元化、时代性、地域性、社会性、民族性及其框架形成的复杂性,而我国对于安全文化的量化和质化的研究及实践起步就更晚了。对安全文化的测量依赖于对安全文化的定义,要全面地评估安全文化就必须考虑安全文化的多侧面属性,从而获得更多的关于安全价值观层面上的数据以及价值观背后的基本意会,而最深层的安全文化核心价值观需要一些人类学的规范方法去进行研究,安全文化绝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漂亮的名词而进行宽泛的滥用[2-3]。
1 安全文化模式及评估方法
1.1 安全文化的定义
将过往国内外不同的学者对于安全文化的定义汇集整理,共得到Copper等学者[1,4-6]和徐德蜀、罗云等国内学者[7-12]的21种定义(限于篇幅,安全文化定义汇总表略),综合以上学者对于安全文化的定义,笔者进行分析、比较和萃取,提出笔者的安全文化的操作型定义:安全文化是组织内所有成员对于安全问题的核心价值观、行动隐含的前提、安全知觉及安全信念的普遍共享与共识,从而具体表现出来的观念、思想、行为、行动与主张的外在表现,并且涵盖了对于安全相关的风险认知、防范措施、责任承担与安全承诺方面所展现出来的主观意愿和积极程度。
1.2 安全文化模式分类
在文献[1]研究的基础上,搜集国内外安全专家与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安全文化模式进行初步探讨,归纳出10种主要的安全文化模式[13-17],并进一步的归纳分类(见表1)。
表1 安全文化模式分类汇总表
沿用文献[1]和文献[19]中的安全文化模式比较思路,将上述10种安全文化模式的因素进行列表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安全文化模式因素比较
1.3 安全文化评估方法和研究工具评述
文献[1]中搜集了40份国外及台湾安全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献,经整理发现,采用的安全文化评估的资料收集方式有问卷调查、深人访谈,焦点小组、专家稽核、参与观察等,资料分析所用的定性和定量方法有质化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会话分析、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卡方检验、皮尔逊相关分析、线性结构方程模型等,所用到的工具软件有SPSS.SAS,LISREL,AMOS,QSR Nvivo,Atlas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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